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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核心价值探讨
 投资部          2019-01-20

互联网医疗近几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热度。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完成交割的互联网医疗项目近60个,平安好医生更是完成了港股IPO,市场的火热并没有受到资本寒冬的影响。特别是2018年,陆续有多个重磅政策、指导意见出台,将推行互联网医院开设规范化、试点医保互联网支付等,近期又有关于开放网售处方药的传闻,市场对未来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充满期待。但是,有别于市场普遍的观点,我们认为在中国医疗市场体制下,互联网医疗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受限因素,并非依靠浅层的鼓励、指导政策即可解决,市场对短期内的发展态势过于乐观。

 


 根本价值难以体现

        互联网的核心价值是低成本的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体现在医疗领域,互联网的意义在于提高医疗的可及性及降低医疗费用。

首先,互联网医疗并没有对医疗可及性扩大提供太多帮助。“看病难”是医疗领域永久不变的话题,但实际上中国的基层医疗资源其实非常容易获取,紧缺的是三甲医院等高端医疗资源,理论上的可及性并不差。但由于中国医疗体制、居民的认知偏好、信赖度等原因,造成了医疗供给短缺的局面。而互联网并不能凭空创造出供给,只是调动了这些医疗资源以提高可及性和效率,但基层和高端医疗供给又被割裂开来,基层的空闲资源难以弥补患者对高端医疗的需求。在患者对于线下基层医疗都不信任的情况下,更不会愿意在线上使用这些资源;而对于三甲医院医生,即使线上问诊的效率再高,其在本身已经无法满足线下需求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给线上患者的时间非常有限,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更何况,中国并未放开在线上对患者进行首诊,部分没有时间去线下进行诊治的人群刚需被抑制。

其次,互联网医疗对于降低医疗费用的效果也有限。医疗费用控制主要有两个方向:医疗服务费用及药械开支费用。一方面,中国医疗体制下,医疗服务费用并非控费重点。在美国,线下医疗服务价格高昂,线上服务费用相对较低,鼓励线上问诊能够节约费用。但在中国医疗体制下,线下服务价格本身就很低,线上即使是免费问诊,能够节约的量也很有限。并且,即使在美国放开互联网首诊的情况下,实际线上问诊受制于患者信任度等问题,渗透率不如预期。参考美国互联网寻医问诊龙头TelaDoc的数据,2300多万会员仅有146万次线上问诊行为,渗透率只有极低的个位数,进一步限制了总体控费影响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企业作为信息中介、流通中介,本身不掌握支付权、处方权,体量又偏小,无法对上游形成任何议价能力,也无法降低任何医药开支费用。同时,由于线上问诊局限性大,医生出于保守心理,往往会开出更多剂量的药物,例如滥用抗生素等,反而又推高了药费。

 

 

互联网医疗实际并没有发挥出其应该有的价值,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医疗体制所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医疗通过“互联网+”的模式进行改造的难度很大。在其根本价值无法体现的情况下,厂商也难以找到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受限严重

       互联网医疗由于内在受限,无法找到确切的付费方,流量无法顺畅的变现。在医疗市场中,典型的付费方有保险、医院、患者各方。

首先,前文已说过互联网医疗的控费效果并不明显,或许有些慢病管理、运动健康类的产品能够提高用户总体健康程度,从而潜在降低未来的医疗费用,但效果并不直接,且降费空间有限,难以获得保险方的认可,也谈不上对互联网服务买单。而且根据美国调查研究发现,人一生所需的医疗费用集中在死亡前两年,预防性的医疗措施不仅不能降低费用,反而有提高就医频率、浪费医疗资源之嫌。此外,中国虽然实行国家医保单一主体的支付模式,但各地的支付体系错综复杂,定价、报销比例等都有所不同。互联网医疗如果要接入医保,必然需要先等待医保顶层对各地体系的改革整合。

其次,互联网医疗明面上看能够为医院完成导流的工作,但实际上却可能损害医院利益。前文提到,实际上患者需求无法满足的是高端医疗,但这些医院本身供给就不足,如果要转移医生部分精力到线上业务,且实际导流效果难以评估,医院必然是有抵触心理。同时,互联网医疗往往还要将医院的部分服务、药费收入转移出医院,更难获得医院的认可。因此,即使以免费的形式入院都并非那么顺畅,要进行收费更是难上加难。

第三,通过互联网服务聚集流量,再将患者导流至药械消费上是现在最容易进行变现的商业模式,但是只能满足一些长尾需求。一方面,中国线下药店数量密集,患者能够便利的进行购买,相反线上消费需要等待长时间的配送,只能满足一些对时间要求并不迫切的药品采购。再加上能够接入的医保范围有限,进一步限制了消费人群范畴。另一方面,处方药市场规模占中国总体药品市场约85%,但这部分是互联网企业难以触及的。虽然近期有一份关于放开处方药网购的指导意见在业界流传,但处方权掌握在医院手中,出于满足医院利益、医生利益的诉求,医院会更倾向于流出至线下实体药店,医药电商从中难以分到太多蛋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医药电商的销售来源主要是计生、慢性病产品,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电商开始进入线下,原有的线上逻辑已经被打破。


 

 现状改变的核心

很明显,互联网医疗的核心限制并不是短期内通过几个解禁放开的政策即可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到2018年密集公布的鼓励政策都仅仅触及了互联网医疗核心问题的表层。中国互联网医疗的真正价值还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培育才能体现

首先,中国居民对基层医疗的认知需要改变,只有基层医疗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时,互联网医疗才能体现其提高可及性的价值。由于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行,开始有部分病患流向基层医疗机构,三甲医院对病人的虹吸效应慢慢减弱。但深入探讨居民对基层医疗的不信任感来源,最核心的还是医生的匮乏,医生供给量严重不足。并且,在中国专科为主的医疗体制下,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全科医生。这不仅仅是依靠强制患者分流或鼓励医生多点执业即可完成的事情,需要整体医生培训机制的改变,才能源源不断为基层机构输送高质量医生供给。

其次,由于中国支付体系单一,只有当互联网医疗能够累积足够量的用户时,其对整体医疗费用开支才能形成足够的影响力。这一方面需要先做到全国性的定价、支付体系统一,实现医保的网上跨区域支付,同时还得开放网上首诊以及处方药的网上销售,满足普适性需求;另一方面,需要长期的市场教育,使居民养成互联网医疗的使用习惯。

第三,公立医院的营收模式必须被彻底打破,只有当医院不再依赖于药品收入、医生与药品利益解绑,才能为互联网医疗企业创造足够的收入空间。虽然现在医改大力推行药品“零加成”、降低“药占比”、严查医药代表贿赂、提高医事服务费、强制处方外流等政策,但医院的历史包袱过重,只是将药品收入从明面转入地下,收入模式没有彻底改观,还需要长时间的转型期,医院才有可能适应新变化,找到解决收入缺口的办法。

综上,互联网医疗核心价值的形成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目前的政策引导方向正确,但核心问题均未看到有短期内解决的机会。市场对于互联网医疗的殷切期待心理可以理解,但我们要做的是需要更多的耐心,并给予互联网医疗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其本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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