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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焦虑下的投资机会:K12教育培训行业 ── 中恒星光产业洞见系列(17)
 中恒星光MCS组          2017-04-01


近年来流行一个词
——中产焦虑,特征是广大70后与80后,生长于改革开放之初,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与工作,成为了目前的“中产阶层”。但是这个阶层却为了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尤其是不可确知的未来担忧不已。


中产为什么焦虑?升学压力有多大?
去年9月,署名为南京大学教育学院余秀兰教授的题为《底层放弃高考,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的文章在朋友圈广泛传播。文章认为中产阶层对于教育的焦虑,从中国不断高企的学区房价和愈发火热的补习机构便可一窥全貌。中产阶层大多是通过一纸文凭改变自身命运的一部分人,作为非官宦子弟脱离社会底层几乎唯一的通道,他们深知在这个国度里教育的重要性,千方百计让子女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
同时,也有不少评论认为: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的义务教育制度将尽可能做到公平,教育部每年都在重申“中小学减负”和“素质教育”。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部分城市已经出台了不少打击教育补习机构取消小学阶段奥数比赛限制民办学校通过笔试招生的种种举措。在可见的未来,学区房的概念恐怕也将受到打压
但是,这些举措能否真正让焦虑的中产阶层吃下定心丸?能不能真正降低目前中小学生升学的压力呢?

▶ 升学难度是否提高
关于升学的难易程度,总有一些家长认为自己当年也没怎么头悬梁,锥刺股,小学中学都在玩儿,也没有补课,到高三拼个一年,也就考进大学了。现在按理说大学在扩招,升学难度应该是降低了才对。那么事实真相是怎么样,我们通过一些具体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恒星光整理


大学的录取人数,自1999年以来,确实在稳步上升,从2000年的200多万,增长到近年来的近700万,但明显自2010年之后,受限于就业压力,大学扩招的速度明显在放缓,近年来更是停止了扩招。然而,伴随着扩招的,是增长更快的高考报名人数,从2000年的不足400万,增长到了2008年史无前例的1050万,可以说,从2000年到2008年,虽然大学扩招,但是由于高考报名人数增长更快,导致录取率并没有增加。而近年来,随着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才导致高考录取率的提升,2012年起,维持在74%左右。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恒星光整理


既然升学难度与当年参加考试人数紧密相关,我们以更长的时间维度来分析升学难度。我们发现全国小学毕业人数在1976年与2000年各有一个高峰,这与我国的两次生育高峰是相符合的。而2000年的小学毕业高峰,直接导致了2006-2008年高考报名人数的高峰。
我们以1982年,2001年,2008年小学毕业的学生刻画一下当年的升学压力。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恒星光整理


1982年小学毕业的学生,仅有48.7%能升入初中,而只有13.1%参加高考。到2008年,初中升学率提高至93.1%,还有超过50%的学生最终能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与20年前相比,高考从一个少数精英(13.1%)参加的考试,变成了一个面向大多数人(50.3%)的考试。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升学难度从足够长的时间来看,是有所降低的,初中毕业率从1985年的不到一半,提高到了2011年的超过90%,基本完成了义务教育。同时,广义大学录取率从1988年的1.5%也提升至2014年的37.4%。
但是,从短期来看,升学难度还是会受到短期人口变化的波动,2007年到2014年的录取率变化,更多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口出生高峰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口出身低谷所致。
从人口角度出发,1976年左右小学毕业升学高峰,由于当时高考刚刚恢复,对于教育的竞争还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2002年左右小学毕业升学高峰,被2000年以来高校的大规模扩招所吸收。但是由于天然的出生人口波动与二胎政策的叠加,下一个小学毕业升学高峰预计会在2025年左右到来。所以,现在家长们的焦虑也并非没有道理。
另外,由于名牌大学的稀缺性,导致即使大学再一次扩招,也会导致大学文凭的注水。大学生从30年前的优秀人才变成现在求职的最低要求,而真正优秀大学大比例扩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天然的供需不平衡似乎很难被现有政策所改变


▶ 
在上海,大部分BIG4毕业家长的子女很难再考入BIG4
BIG4学校(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名校的标杆,而北京上海一直被认为得到最多优惠,这两地高考被BIG4学校录取比外省市简单多了,我们不妨以在上海考BIG4学校的难度来分析一下目前的升学压力。
目前,北大清华在上海的招生人数每年在200人左右,复旦交大在1400人左右,并且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上海生源占比从2007年的40%降低至近年的20%)。2012年开始,上海就进入了一个出生高峰期,出生人数在24万人左右,其中上海户籍约占其中一半,接近12万人,到2030年这些学生参加高考,预计还有很大一部分通过居住证等方式获得在上海参加高考,保守估计最终有16万人能获取高考资格。以16万人估计,仅1%的上海考生能进入BIG4学校。
而这只是以16万的保守人数估计,随着近年来人口的流入,上海市教育局已经预测2018年上海小学新生入学人数将达到35万。如果我们将重点大学标准再放宽,我们将BIG4再加上在上海招生的所有985与211名校名额相加,大约为8000人左右。以35万小学入学人数估计,重点高校升学率仅为2.29%。也就是形象点说,如果在一个普通小学,一个班40人计算,理论上只有0.92个人可以进入上海大学以上的211大学。

数据来源:搜狐教育


而我们考虑一下BIG4每年在上海的工作人数,根据搜狐教育统计的复旦大学2016届学生毕业去向,仅复旦大学2016年就有近3700人就业,而交通大学2016届学生有近5000人就业,两校大约有80%就业学生选择留在了上海。这样两校每年有6900学生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如果再加上两校每年2000人出国留学后,回国恐怕也会优先考虑在上海工作,以及每年也会有部分北大清华毕业学生选择上海就业,还有大量在BIG4在职进修的学生。这样BIG4学生每年在上海工作的人数估计会超过一万人。即使不考虑二胎,也将有每年一万名BIG4毕业家长的子女参加上海的升学考试。
而根据我们统计,BIG4学校每年在上海招生仅为1600人不到,即使其中有800人被来自BIG4学校家长子女所占据,北清复交毕业子女再上北清复交的概率也仅为8%,实际恐怕连5%都不到。
而即使把条件放宽到每年在上海招生8000名左右的211学校,北清复交毕业家庭如果把这些名额全包了,录取率也仅为80%,也就是至少有20%的北清复交毕业家庭子女恐怕连上海大学也将考不上。而实际能考上上海大学以上学校的,即使是北清复交家庭,也很难超过30%。
所以,北清复交毕业的,子女将来即使上不了北清复交,上同济财大恐怕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使在录取率比较高的上海,子女再上北清复交的概率只有2-3%,不超过5%,能考上上海大学的,也不会超过30%。


▶ 
激烈的竞争推动K12教育培训行业的火热 
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大学升学率从1.5%增长到了37%,大学录取率大大提高。但是事实是大学文凭的价值却被大大注水。2014年考上的本科文凭与1988年考上的本科文凭,价值完全不对等。而以稀缺资源BIG4学校来看,即使在上海,录取率也不会超过1%,竞争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另一方面,同样是1%左右的录取率,30年前的竞争激烈程度与现在相比恐怕也很难同日而语。30年前从小就开始参加各种培训班,请私人教师,周末天天补课的几乎没有,大部分也是从高中开始努力,辛苦几年,凭借一些聪明才智,轻松考上了名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家长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子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大多数小孩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汉语拼音,能认识不少汉字,学英语更是从3、4岁就开始启蒙,学而思的奥数班都已经开到了幼儿园大班。
需求端是明确会到来的入学高峰,供应端是几乎很难再复制增加的名校资源,再加上本身就是大学毕业,了解学历重要性,同时还具有强大支付能力的家长。巨大的供需不平衡推动了教育培训行业的火热,各种教育机构一时间都涌现出来,新东方与好未来的股价更是一涨再涨。
此时,我们再思考,现在中小学升学压力,以及火热的教培市场,是不是真的中产过度焦虑?是不是真的教育机构的过分炒作?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的教育培训行业
教育培训行业是一个从3000年前孔子办私塾开始就有的行业。这个行业拥有充沛的现金流,学费天然预付的模式让这个行业看起来很容易开展业务,只需要挂个招牌就能招揽学生,有了学生预付的学费就能租赁场地和给老师工资,然后老师把课上完就能结转收入产生利润。商业模式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实际上运营非常难。是魅力老师就可以做好?看看疯狂英语。有教育资源就可以做好?培生经营环球雅思和华尔街英语可谓是差强人意。看看日韩,其补课机构多如牛毛,真正能做到规模化上市的几乎没有时至今日,真正能实现全国范围连锁扩张最后上市的,全球范围内仅有新东方与好未来两家,可见经营之难。


▶ 小型机构难以复制与扩张
小型机构想要开展教育培训业务非常容易创业之初,可能只需要几名老师,不需要庞大的启动资金,也不需要针对性的研发,只需要寻找一块场地,贴一些广告就能招揽来生。学费现金支付不需要纳税,也不需要执照,不受教育部门监管。刨去成本,几名老师一个假期净利十几万并非什么难事。
但是小型机构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进一步复制扩张就很困难。创始人如果作为一名教师,他所教授的学生数量天然是有上限的,一个小班最多容纳20名学生,即使像新东方那样超级大班教学,也只能覆盖几百人。而培训时间,一般也只能放在周末两天或者平时晚上,不可能像工厂流水线一般三班倒实现24小时运转。所以当小型机构的创始人自己容纳的学生达到上限时,他必须开始招聘培训新教师参与到机构教学来,当一个教学点容纳的学生达到上限时,就必须开设新的教学点,招聘新的校长和教师来实现扩张。
但是正式这样的扩张模式,导致了小型机构的扩张困难。因为教培行业不同于制造业,工人如果没有生产设备,是没办法独立完成产品的生产的,但是教师如果脱离了教培机构,同样能够独立完成整个教学服务。所以招聘来的新教师在能够独当一面,获取稳定的学生资源后,一定会自己把学生带走。同样分校校长如果能够获取稳定的家长资源,也一定会离开机构,在原机构对面开一个新机构以获取更高的收益。
复制与扩张的困难,是教培机构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 
新东方和好未来的创新
新东方和好未来之所以能做成功实现规模化盈利的培机构上市公司,关键在于两家公司的天才般的解决了低成本扩张的难题。多年以来,关于新东方和好未来的研究多如牛毛,我们只简述下新东方和好未来最重要的创新。

新东方通过课程体系解决教师扩张问题:
新东方以英语业务起家,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等留学考试短期突破的应试课程。这样的课程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性消费,依托口碑实现增长。这样的课程体系导致即使教师离开,也很难带走学生,而教师只有在新东方旗下才能获取稳定的生源,这是新东方业务的先天禀赋。
但是光有这个禀赋还不够,因为还是有魅力老师会出去自立门户,所以新东方想了个办法:将一门课程分拆成若干模块,由多名不同教师搭班上课,比如将托福分为词汇、语法、阅读、写作四门课程,这样即使某个老师离开,学生也很少会因为某门课的老师离开而改换机构。解决了老师自立门户这个重大难题,新东方开始走上扩张的正轨,再辅之其他方面的管理创新、销售创新,新东方走到今天。

好未来通过大后台小前台解决教师扩张问题:
好未来与新东方不同,好未来以理科教育起步,不可能把数理化拆成模块,让老师各自负担其中某一模块但是好未来的创始人自身有教学研发能力,他慢慢建立起一支区别于教师团队的教学研发团队,编写教材教辅资料,甚至学生的作业这样好未来的后台教学研发团队相当于一个中央厨房,通过中央厨房统一规定了各教学点的教学内容。
好未来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按照好未来总部规定的内容进行教学,这其实大大降低了对教师的要求。好未来甚至不需要教师整门课程有教授能力,一年级的教师只需要培训一年级的教学内容,而不需要对五年级的教学内容深入研究,这其实大大缩短了新教师的培训周期,使得经过三个月短期培训就上台讲课的教师成为一种可能。
不少机构也见到好未来统一教学内容的好处,想要复制好未来的模式甚至通过种种渠道获取了好未来的教材,直接给自己的老师用,但是这样的效果并不显著。好未来的后台不仅仅是几本教材或者几套练习。好未来拥有的是与之相匹配的完整的教科研系统,可以对教材进行持续的修订与跟进;是完整的师训系统,可以实现新教师的快速入职与老教师的持续提高。
这就导致了单独一个教师即使脱离了好未来,即使可以拥有一定的教学能力,但并不具备建立好未来完整体系的可能并不会对好未来的扩张产生挑战。     


总结:足够优秀的人和足够长的坡
日韩台教培机构汗牛充栋,家长对教育投入不吝钱包,但是他们反而没有做出“新东方”和“好未来”,原因何在?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以台湾为例,大量的教培机构的经营者要么本身受教育履历乏善可陈,要么自身虽然素质较高,但是只是将教培视为现金奶牛,没有将其做大做强的雄心壮志。比如著名时事评论员邱毅,教育经历足够,演讲能力不亚于俞敏洪,年轻时创“陈伟补习班”也是名声在外。但是邱毅此后投身政界“陈伟补习班”自然也就再难存进。
反观中国大陆,新东方的成功上市刺激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投身教培行业。目前,一大批清华、北大级的毕业生正在教行业辛苦耕耘,新东方、好未来、高思等教培机构高管团队中,许多高管也有清北背景。甚至连中层管理人员里,也不乏清华博士这种尖端人才,不断地优化管理流程,提升教育理念,充实教学内容。
此外,中产阶级的焦虑,将教育视为社会阶级流动的门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上二胎政策的放开,使教育培训行业的坡道特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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