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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恒星光沈韬:从城市化2.0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沈韬          2019-06-05

从城市化2.0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在开始演讲之前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前面在介绍的时候说到“沈先生对宏观经济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同时对微观企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为什么说对宏观微观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自我澄清一下,这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前面张教授在介绍城市经济学时讲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自己也是学数学、经济学出身,经济学是在探讨什么事情呢?经济学理论在探讨的应该是,什么是最优的?什么是最好的?但我们会发现最优和最好的却不一定能够实现,甚至不一定能做到。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想不想提高成绩,考个好学校?该怎么做呢,应该天天学习,但是你晚上就忍不住想打王者荣耀。为什么我们会研究宏观呢,研究宏观是在研究“应然”,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更好?而研究微观并不只是在研究一个很细微的角度,很特别的一个东西,更多时候是在研究“实然”,怎么才实现成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微观上怎么做一系列改变和制度激励才能够叠加到理想的宏观状态。

 

前面傅院长所举的一个微观的案例很有意思,500万的研究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达到600亿的(减税)产出,这是我见过史上投资效益最高的,是个非常好的案子:微观和宏观同样重要。

 

 

我希望大家跟着我的演讲脉络看,内容稍微有一些多,希望大家能一直聚焦在我们研究的问题上。首先是个简单的回顾,城市从何而来?在这里我想提一些“应然”的事情,前面特别好的是张教授提供了很多理论化的基础,节约了时间,这部分可以快一点。

 

第二部分是一个经典城市分析,北京——“宇宙的中心”。很多人经常说它大城市病,是否真有大城市病,引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以北京为案例我们来提炼“城市化1.0”,过去40年的城市化是怎样的进程?什么是城市化的“应然”,为何又会形成现状的“实然”?

 

最后是探索城市化2.0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家会发现我提到了很多次“应然”和“实然”,在后续的讨论中,这两个方向有很大冲突在里面。

 

 

一. 城市是什么

 

首先,城市是什么,城市为何而来?我们的主题叫城市与连接,城市是人、土地和经济活动的连接过程。整个PPT标黄的内容不多,但这里重点标黄:城市的出现是结果而不是起因。后面聊城市化1.0、2.0反复会说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城市化?城市化是为了让经济变得更发达,为了让大家生活效率变得更高,让生活更美好。正如上海世博会的口号,better city, better life。城市化目标是让所有人都变成城市居民吗?这不一定。如果大家发现农村生活更美好,农村生活效率更高,那社会会向另一种不同形态发展。

 

城市是怎么出现的?最初,12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祖先过着采集式的生活,随遇而安。一直到后来发生农业革命的时候,发现像小麦这类东西,播种下去后可以再产生,人们才有了定居点,有了村庄和村落,第一次有了生产、生活和贸易的中心。工业革命以后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分工,诞生了更高效率的一些地域中心。城市成为生产中心、物质极为丰富的地方。农村居民发现到城市去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产生了人口迁徙和进一步城市化。像英国的圈地运动和美国卓别林经典话剧里都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故事:农民放弃农村的土地,放弃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进入城市,获得了更好的生活。因此,大城市在这个时候才逐渐兴起。到信息社会的时候,城市成为了信息的中心,成为了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科研、信息交流的中心。像张教授之前给的数据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例子,城市的效率随着规模得到极大提升,是经济活动促成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智库推动这类活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大约在7、8年前社会讨论的主流还是城镇化,张教授也提到当时有很多教育、养老小镇云云。那个时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有一个粗暴的回应,把农村变成城镇吧。这两年终于不提了,党中央开始提九大国家中心城市、三大都市圈、世界城市的全球竞争力等等。我认为这个变化很好,就像智库推动个税改革一样。智库和公共知识分子,有义务从讨论“应然”,到介入“实然”,引导政策变成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状态。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创新的核心。那么下面讨论的事情便是高效的城市化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实际又是什么样的?PPT上的这个话题并不是蹭热点,为什么会从城市化聊到创新型经济增长,为什么会从华为联系到北京的城市化?有个笑话是,一家公司最近有没有被美国diss,已成了其有否被界定为高科技公司的典型标志,大家会说这不是美国和中国的战争,而是美国与深圳市的战争。像华为、中兴、大疆都是深圳的公司,天天以高科技自居的中关村这次没有什么颜面,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留在后面的演讲中。

 

 

二. 走到尽头的城市化1.0

 

1. 北京——城市化1.0的代表

先说说城市化的一个典型-----北京,从20年前的1000多万人口,增长到现在是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全球范围内超过100万人口就是超大城市,当然在中国这样界定未必科学,毕竟中国一个县级城市也会有几百万人口,像昆山就有150万以上的户籍人口。以北京为代表的超大城市经常会被说有大城市病,例如“水资源不足”,张教授刚刚帮我证伪了——当北京城市人口翻倍时,由于用水效率提高,总用水量几乎没有增加。同理,大家会说土地、医疗、教育资源不足,真的是这样吗?先告诉大家答案:不是这样的,这是非常典型的心病什么是心病?心病就像前些年大家说独生子女好,现在人口增长乏力开始说工程师红利;就像前些年说广场协议把日本压制的厉害所以中国要抵制美国施压,现在开始说这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压力。众人都说人多土地少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当你破了心病的时候,就能发现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日本的三大都市圈真的人多土地少吗?人家大house和独栋别墅比我们北上广深多许多。事实上日本土地比我们更少,单位可利用土地的人口密度在我们四倍以上,却依然不缺土地。

 

大家可以随便打开一个地图app,选择“卫星图”。你会发现,当你把屏幕从上海移到北京的过程中,90%以上的时间呈现在眼前的都是满屏幕绿油油的农田,看不到城市,甚至看不到一点儿建成区。当然实际也是如此。

 

 

上面是我找的一张北京行政区域图,红色圈出的是北京的建成区,真正高人口密度的地方。建成区面积仅占北京市多少比例?右边是东京都市圈的范围,东京都市圈容纳了接近4000万人口。对比下来,东京都市圈的建成区是北京的5倍以上。实际上如果按照市中心建成区的密度来算,整个北京市能居住一亿以上人口;而上海的自然条件更优越。


        2. 城市化1.0的历史背景和外部条件

        大家是否记得,我今天一上来说了个看似无关的话题,应然和实然。很多实际情况,和“应然”并不一致。正如北京似乎不应该建成区只有这么少,可为什么会这样?原因的就是实然。就像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好好学习,是因为学习很苦而打游戏很开心。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城市和城市化?因为中国的城市化1.0并不是拥有上帝视角的“人”来规划的,而是几十年时间中,十几亿的人口自发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在各种规则、外部环境等多重作用下产生的,是一个混沌系统的结果。这个系统有很多特征,让我们来一一分析。经济学模型为什么经常失效?因为模型的前提和现实经常不吻合。我们首先需要分析现实中最关键的外部条件是什么,然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化1.0)为何没有发展成“应然”。

 

        我想问一下大家,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多少人认为1949年建国开始土地就是国有的?有多少人认为1949年建国之后,完成经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土地才是国有,也可以举手示意。Ok,我来纠正大家一下,其实历史很短,1982年修改宪法时的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简短十一个字,才开启了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严格来说,1982年之前城市的很多土地,特别是居民的土地,属于生活资料,并不在50年代社会经济改革范畴之内(当时改造的范围是生产资料),因此很多居民的房屋和土地,82年之前不仅是私人的产权,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永久产权。

 

 

        1982年的一条宪法改革,先不讨论原因、出处、是否应然,但它奠定了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前提。在这个模型“前提”下,让我们来分析各方参与者的情况。

 

        首先是配套的内部动力。我摘出了其中重要的几点,第一,1994年分税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失去重要税收来源,地方没钱怎么办?第二,1998年附近的商品房改革使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外收入。第三,2003年招拍挂制度改革形成土地卖方市场,从此地方政府在出让地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的房价大幅上涨和从2003年招拍挂改革之后北京出让土地数量大幅度下降,呈现了非常明显的联系,实际上目前北京一年公开招拍挂土地的规模也就是02、03年的五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人口翻倍供应却少了90%,价格会怎样不必多说。

 

        外部的宏观条件呢?这里不得不提关键的1994年。大家都知道1978年改革开放、2002年加入WTO,但没有人意识到1994年才是城市化和中国经济起飞最核心的一年。那一年在朱总理的魄力下,不仅完成了税改,还完成了汇改,94年的汇改完成了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大幅的贬值及挂钩,从此使人民币获得接近于美元的信用。随后,2002年加入WTO,中国获得巨大的外部市场。第三个外部要素就是80年代开启的跨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全球化的过程,给了中国巨大的历史机遇。

 

        3. 城市化1.0的特征与运转逻辑

        在历史背景下,城市内在动力加上外部产业需求,形成了非常有机的运转。这个运转出巨大财富的成果中,既有14亿人口的勤劳成分,也有一些偶然性、运气成分。而这样三个条件的配合形成了轰轰烈烈37年真正意义的城市化1.0过程,从1982年开始,它的几大特征及内在运转逻辑包括:

 

 

        ◾1. 政府以远远高于工业用地的价格出让商业用地(经典的产业园招商引资模式),典型的例子,一个城市商住用地在2000万一亩时,工业用地只要150万一亩,超过10倍的价差。这一廉价工业用地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政府用高价商住用地来补贴那些创造就业的(往往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企业。当然,说穿了就是城市居民补贴企业主。


        ◾2. 政府土地出让金成为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实际上成了城市融资的一个手段。这是高铁、地铁、公共社会服务的建设资金来源。


        ◾3. 企业怎么实现循环?企业对内廉价获得工业用地,这是成本端,同时向居民提供就业,居民获得就业收入,再加上从银行所获得的信用贷款完成商品房的购买。企业通过低成本的土地成本、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来从事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加入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对外部市场进行出口创汇,注入金融系统,同时形成金融循环。

 

        土地就是城市化1.0最核心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形成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互动和经济循环,当然其中还有个外部巨大的市场要素。

 

        更有效促进这一过程的,是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治理方式并打造出一支高效的公务员团队;另外一方面,中国GDP考核模式使得城市领导班子呈现CEO化的特征。

 

        中国每个城市本质上很像一个城市公司,领导班子不仅具有影响城市公司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能够直接控制和影响城市化1.0的核心媒介——土地供应;第二,有自己的有限任期,第三,面临卖地和经济增长的囚徒困境。

 

        什么是囚徒困境?大家知道很多地方市场上的存量用地和存量房子卖不出去,不仅库存大,而且地价很难上涨。因此,当新一届领导上任后会发现城市经常出现两种状态。第一种像深圳,土地出让金只占政府预算的7%。对于深圳政府来说,并没有预算压力需要加大土地供应,而越是不卖供应越少,供应越少市场价格越高,市场价格越高政府就越可以卖更少的地获得一样的收入。囚徒困境的另外一面是,当政府领导上台后发现,剩余的商品房还有市场上过剩的土地需要三、四年才能消化,像前几年苏州、合肥是比较典型的案例,这时候房产企业没有动力去拍地,除非地特别便宜,否则没有利润。因为地价便宜,政府需要加大供地才能筹措到足够的土地出让金,却又促使土地供应更加过剩。这里的博弈在于,土地供应过剩的城市是否可以憋两三年不供地、等市场供应少了价格上涨了再恢复供地呢?的确可以,但作为“城市CEO”的当届领导班子们将面临的是这几年没有预算外收入,没钱投入城市建设,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就业和GDP、KPI考核应该怎么办?很可能任职三年后土地过剩问题解决了,但任期也结束了。


        4. 城市化1.0运转高效的微观机制

        所以,为什么说城市化1.0在这种模式下运转得很高效,有时如2009年的四万亿计划,会出现过度“高效”,正是因为微观主体有自己的诉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家玩游戏时随意配对一定不如和朋友、同事竞争时容易上瘾,因为后者输了会不服气还想重来,这是心理学可以解释的个体行为。我们不仅研究宏观的背景和应然是什么,还会去研究微观主体是怎么促成这样的实然,背后规律和微观机制是什么?

 

        内在逻辑的第一条,就是土地作为资本的确权。前面有提到香港为什么城市核心建成区发展得很好,而外围有很多是郊区和农田,因为它没有确权、不可自由交易。香港回归大陆时规定了哪些土地可以出售,哪些土地有限制,这是土地的确权。作为金融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东西的所有权和产权都不清晰,如何交易?中国的城市化这么顺利,是因为1982年宪法规定了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产权已经确定,不存在大家所说的模糊不清的公地悲剧。

 

        第二,土地拥有“资产征税权”,起到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媒介作用。什么叫资产征税权,就是拥有资产的人本质上从没有资产或者资产更少的人那里获得了财富转移,仿佛是拥有征税权一样。比如说你2000年时在上海多买了几套房,相比辛苦却只买了一套房的人当然能更轻易获得巨大财富积累。还有个笑话是,20年前在北京卖掉一套四合院,到美国辛苦学习工作20年后积累千万财富的出国党,回来后发现别说买回四合院,一个角都买不起了。为什么?房地产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起到了像征税权一样的作用,你拥有的征税权越多,你从财富中分到的比例越大。说到底,财富是个绝对概念但更是个相对概念。什么是一万块财富购买力?一万块的购买力等于一万块除以中国财富总额,再乘以中国当今所有商品和人力资本的总和,这就是一万块钱的购买力。我有三栋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当M2翻倍流向一百套房产的时候,我可以获得其中的3%。

 

        为什么说这些引理一般的前提?因为抛开价值评判(Value Judgement)不说,只从客观事实出发(Fact Statement),大家该意识到有些看似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其实是“必要的恶”,包括张教授前面提到城市化先天不平等其实是有利于促进蛋糕扩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巨大剪刀差加上“资产征税权”原理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波50、60年代的工业化的始动力来源于中国工农业人口的剪刀差,说白了是中国户籍人口城乡二元制的剪刀差,为基础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分配,先抛开道德观这种价值评判去考虑,在某些阶段反而是可以促进总蛋糕的扩大,这是有历史依据的。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希望大家可以站在更广、更高的层次来看,那就是:从星球视角上看,一个国家内部的工农业剪刀差与国与国之间的殖民财富转移并无本质不同。从一个虚拟的外星人视角来看,英国对非洲的殖民和经营三角贸易,也就是这个星球上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平等而已。星球视角下的这种不平等,和外星人看中国城乡二元制户籍人口间的不平等、和城市内部工业用地跟商住用地的不平等,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个不平等却推进了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所必须的原始资本积累。

 

        第三,实体经济层面,巨大的外部市场,低成本训练有数的劳动力加固定汇率再加工业的补贴,出现了典型追赶中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201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美国,取代了美国115年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地位,这就是轰轰烈烈37年城市化1.0的巨大收获和里程碑。

 

        张院长提到过很重要的一句话,城市不是个微观,它既是微观的一切也是宏观的一切。中国600逾个城市贡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城市是怎么样的形态,呈现出来的经济就会是什么样的形态。前面说深圳是个创新型城市,它的国际专利接近占全国的一半,所以才会出现了所谓“深圳VS美国贸易战”的这样的段子。


        5. 城市化1.0的极限和问题


 

        那么城市化1.0遇到的问题有哪些呢?又应该何去何从呢?让我们逐一分析。

 

        首先是内部的变化,2018年税改的时候地方失去营业税,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税源。

 

        第二,城市住宅用地高价出让难以持续。部分发达城市甚至核心区已经无地可以供应。

 

        第三,基础设施日渐完善,资本性、一次性支出的需求逐渐到头。

 

        第四,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内需不足,同时存在。劳动力成本也就是劳动力价格,当人们收入在上升时,为何内需还会不足?这里面有流量和存量的差别,同时还有预期的问题。中国现在一年GDP(类似公司毛利的概念)大概是美国三分之二,大家认为中国的财富总额(类似公司净资产)同样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吗?一个连续10年收入只有你一半的同事,今年的收入是你的两倍,你的财富积累会不如他嘛?当然不是。消费的波动还要比财富更剧烈,不仅跟当期收入有关系、跟累积财富有关系,同时跟预期也有很大关系。我认为明天会更美好,还是萧条即将到来,不同的预期会对消费产生很大的影响。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政府要解决流量与存量的初次和二次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解决预期的问题。当医疗、教育、养老不需要操心的时候,居民自然有动力花更多的钱。

 

        第五户籍改革,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典型问题,又得回到应然与实然。应然,不论出于道德、人权还是全球法治标准都应该消失,那为什么户籍制度一直很难彻底消除(直到最近才有所放松)呢?这里要区分问题的核心到底是不想还是不能。当农村人口大规模、迅速地完成城市化后,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公共交通带来城市的巨大的、新增的、持续性的开支,这些资金缺口从何如来?

 

        卖地?这并不可行。换成公司可能更好理解,大家知道一个公司有资本性支出跟经常性支出,城市也是如此。城市的运营、维护支出是个典型的持续性的经常性支出,比如上海的地铁系统、医院、教育、养老等每年都需要大量财政补贴。这些持续性投入是不可能依靠一次性卖地来永久性应付的。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如何从卖地的一次性收入变成可持续收入,这就是城市化2.0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外部宏观环境方面,811汇改后人民币逐渐升值给制造业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失去美元货币锚后的不稳定也给出口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而2018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更是外部市场难以继续增长的一个典型;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出口和贸易的占比也在世界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比例,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的难度很大。另一方面,跨国企业全球化进程的倒退也给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带来了挑战。

 


三. 人的城市化:城市化2.0


 

城市化2.0需要解决什么?如果城市化1.0是进行空间的城市化,那么2.0版本就叫做人的城市化:真正从农村或者郊区的居民变成一个城市居民,彻底融入城市并能完整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

 

 第二,要构建城市可持续的现金流入与现金支出,不能资金性质和期限错配。举个例子,北京近期发布政策,为应对幼儿园供给不足,市财政将给所有幼儿园的孩子每月补贴一千块钱,我算了算,北京有将近40万儿童,差不多每年需要补贴50亿。可能这对北京财政来说不是大数,但这笔预算不仅是新增的,而且是会随着通胀越来越高的永久性经常开支,北京的土地再值钱,也有卖完的一天。

 

第三,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外部需求增长到一定程度之后,只能靠内循环来继续扩大经济。实际上中国现在经常账户的盈余已经到了一个并不显著的水平,因此出口拉到GDP增长的边际作用也已经非常有限。

 

第四,提高制造业效率,这里特指制造业效率而非一定需要扩大制造业的总产值,这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很多地方政府在追求业绩的时候提出要提高制造业产值,而产值和效率是两个概念。就像速度跟路程是两个概念一样。我用一百块钱资本可以创造二十块钱的回报,这就是20%的ROIC(投入资本回报率),很高的水平了。但当我们用一千亿资本创造一个亿的利润时,虽然绝对值很大但生产效率太低。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汇率作为一个边际决定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贸易部门的那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决定的。

 

 中国去年出国旅游开销达到2580亿美金,超过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总和。人们会说感觉现在比以前有钱了,汇率也比以前高了,出国游很划算。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也许汇率还可以更高。美国来中国消费一美元兑换近七人民币,而中国去美国消费七人民币换不到一美金。当美元对人民币达到1比1时,iPhone才649人民币。为什么做不到1比1?因为汇率如果1比1出口就崩了,外储会持续流失导致货币有贬值压力,直到最后会把汇率推回到一个可持续的水平,这就是国际经济学原理。

 

为什么强调效率,效率是边际决定的,汇率和房价也是边际,如果一个小区有一百套房子,有一套售价一百万卖出,那其他的房子都值一百万,即使一套房子的建造成本也许只是五万。汇率的升值是什么?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1比1,你现在去泰国可能会玩得更加尽兴,看什么都仿佛免费。所以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才是最关键的。假设大疆创新1个工人1小时原本可以制造10台无人机,现在效率提升后能生产50台,在70%的毛利率的情况下,汇率提升1倍后,把人民币标价降低一半,美元标价不变,毛利总额反而上涨到250%,依然吊打竞品公司。而汇率的上涨还能产生良性循环,导致进口的半导体元器件、石油、大豆等都会便宜一半,有效的控制国内通货膨胀,降低企业采购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福利。

 

美国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如果把中美比做两个公司,你会发现美国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特征?从资产负债表看,整个“美国公司”对外有28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时35万亿美元的负债,意味净资产是负的8万亿美元,好像不咋地。但从损益表看,美国公司每年对外资产生的收益减去负债所对应支付的成本(严格来说并不是成本,而是他国投资收益),每年还有2350亿的“净收入”。美国对外的投资是什么?在中国是通用汽车、是特斯拉、是杜邦和3M等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而融资的大头则是美国国债,成本3.5%。相当于美国公司不仅没有净资产,还属于净负债状态,但是依然能够持续赚大钱,这才是实业和金融结合到极致的表现。相比之下,“中国公司”资产负债表上对外超7万亿美元资产的绝大部分是证券投资,而获得外资的主要方式则是FDI(也符合城市化1.0重招商引资模式),结果是中国公司虽然拥有超过两万亿美金的净资产,但损益表仍然是负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美国公司这个模式要怎么才能实现?第一,汇率需要有强大、高效的制造业产生。第二,金融体系需要是完备、高效并且有全球竞争力的法律和教育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什么样的城市和城市化能适应这样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张教授提到城市化三个阶段时很明确地指出,当城市发展到信息阶段时,人才是奔着有优质社会服务的城市去。地方政府在招商时会对我们提出要引进诺贝尔奖得主、要千人计划成员等等,同时会被我们反问能不能提供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解决住房、看病、照顾老人和孩子读书的问题。

 

 城市化转向2.0模式的趋势已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区别是,有些地方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有些城市已在探索的路上了;有些城市正遭遇转型的障碍,而有些城市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是个还没有句号的问卷,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探索的问卷。

 

如果说城市化2.0的核心之一是人的城市化,那么人才的争夺战和城市转型的高潮已经进入倒计时。为什么叫倒计时?因为政府需要在把手里的存量土地这一核心筹码用完之前,完成城市的成功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时间有限而又紧迫。

 

 人才战争是什么?以去年西安市为例,为了抢夺人才大幅放宽落户条件。去年有个个笑话,说现在985学校的高材生去去西安时千万小心,在高铁站如果被人发现了可能公安局当场就把你拖走办落户去了。结果去年西安增加了100万人口。100万人口什么概念呢,按照联合国定义超过100万就是这个星球上的特大城市了…美国3亿人口只有九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口,德国8000万人口只有四座城市超过一百万。以上海为例,2000年到2018年也就增加了800万人口。为什么西安抢人才?因为它要形成一个内循环的经济体系,更直接的目标是高知识高收入人群可以多交税,这是城市收支模式的革命。以厦门、沈阳为例,沈阳的GDP规模是厦门的两倍,但厦门的税收甚至比沈阳还要高一点。

 

怎么转向所得税加财产税的可持续收入模式呢?本质都是经济模式转向高附加值、高资本密集、高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形态。知识密集意味着劳动力在产出的初次分配当中权重才能提高;而高收入又可以带来资产价格的上涨,提高未来的财产税收入。

 

 上海为什么能支撑更高的财产价格?首先是GDP和居民收入有差别。以苏州和上海为例:苏州的人均GDP比上海高接近1/3,但因为上海的经济结构总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成分占比更高,导致上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比苏州高20%,人均消费支出高出30%。

 

 其次,消费与收入具有非线性关系。这个效益与我之前在融中的峰会上提到的消费的基本原理一致,而必要消费与可选消费之间存在着更巨大的差异。当你可支配收入是一万元时,可能在餐饮上花费了八千元,存了两千元准备买房子。但当你的收入翻倍到两万块钱的时候,你会因为收入翻倍所以一天翻倍吃六顿吗?这不太可能。当然你会追求更高品质的餐饮从而加大开支的绝对数,导致可能餐饮上花费了一万二,还有八千块钱的剩余,相比两千元的剩余翻了整整四倍,这就是非线性。这个非线性特征又进一步被财产的边际定价原理放大了。上海的房价是由什么人决定的?是所有想来上海买房、工作和就业的人口里最有购买力的那群人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决定的,和当地的居民的收入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从GDP到可支配收入,第一层非线性结构拉开了差距,到必须消费和可选消费层又被拉开一次差距,最后还会被资产的边际定价原理放大一次。这三层非线性特征叠加的产物就是就是苏州人均GDP比上海高三分之一但苏州的平均房价(资产价格)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不同经济结构带来的资产价格,以及再次强调,未来对应的财产税,差距就是这么大。

 

 第四,提高制造业效率。大力普及高等教育的典范就是武汉。武汉高等院校数量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高于上海。整个武汉有140万大学生,这个数据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为什么长江存储会布局在武汉,因为那里有工程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等源源不断地提供工程师。这就是为什么这座城市能在这几年迅速崛起,并挤入国家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原因。

 

最后一点,金融系统和法律制度结构在推动国民财富与城市化中的作用,也很重要。前面说到的纽约、伦敦不仅是金融中心,而且都是普通法、判例法国家的经济中心。这很重要,凡是资本市场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判例法的地方。为什么是判例法?因为判例法最容易适应、包容并孕育金融创新的金融创新是解决现在还没有发现的问题,例如期权刚刚被发明时是为了解决风险转移和定价的问题,它被创造后,法律体系可以很好地融合、更新并吸收到现有法律体系内。如果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会怎么做呢? 套用我们经常说的改革红利,成文法国家应该直接由监管部门发文,说大家明天开始可以做期权了。可是大家把思绪调回到到1973年的芝加哥,让美国人也出台一个改革红利文件,这有可能吗?作为当时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改革文件来说允许它做呢?所以判例法跟我前面说的资产确权到金融的核心——信用与资金融通是紧密相连的。现代的金融体系是是一系列的演化,从应然到实然一步一步诞生的。限于时间今天不多再进一步展开。

 

 

最后是我做的一点点关于未来城市化模式探索,并不成熟,还有很多路要走。正如我常说城市化“it is not an ending, even not the ending of the beginning”。用前面说的城市化1.0模式里的一个虚拟城市为例,这个城市只有最后一块值100亿的土地了,它该怎么做?如果从应然来说,一个典型内循环系统,就是大力投入教学和医疗,教育意味着提高劳动力素质,同时提升消费意识。消费意识也是内需型经济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要素,就像拼多多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沾了教育的红利。起码三四线甚至农村居民得会用智能机、听说最好是见识过电商这玩意才会更容易接受尝试拼多多吧。在这个时代,三四线城市人口不仅是物理上连接到新兴经济里,更重要是连接到更现代化的经济意识里,连接到了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强化了分工和消费的概念,而不会整天想着吃穿住行全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自给自足。

 

劳动素质一方面可以提高制造业效率,提高汇率,这意味着对外出口创汇能力增加,对外采购商品成本的降低,而采购商品成本降低又直接带来了购买力的提升和消费效用的提升,再想象一下649人民币的苹果手机。劳动力素质提高的另一方面是使得知识密集型经济成为可能,而后者的要素禀赋构成意味着劳动力在经济产出当中的初次分配比例提高了。美国经济结构中劳动力和资本的要素分配比例大约是是2:1,劳动力能够分走总产出的三分之二。而我们改革开放时大概在45%左右,最低时不到40%,后来逐渐回升。知识在经济中越是倾向于密集,劳动力收入的绝对值和相对比例就越倾向于提升。

 

另一块大力投入的就是医疗保障。医疗保障不仅可以提升国民寿命与生存质量,更可以直接提高消费意识。当居民不必为基础医疗和养老担忧时,他自然就敢花钱。消费本质上来说都是不需要刺激的,只要有能力、有意愿自然就会去消费。消费意识、收入的叠加可以带来消费的提升,给企业带来收入、给居民带来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带来个人所得税的大幅提升。很多人会说中国税收结构里个人所得税的占比很少,提升帮助不打。为何美国个税占比能超过一半,而中国只有7%?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点,由于免征额和多级所得税率的存在,居民税前收入的提升对政府个税收入来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非线性特征。3500块的免单额意味着什么?3500块与3501块征的税的倍数是无穷大,不是增加了一点点。所以,知识密集型经济不仅是发展性必须的手段,也是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终极办法。而消费规模的提升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们靠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就足以内循环发展自己经济,而企业收入和获利的提高又带来增值税和所得税。

 

 大家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个词是贫困陷阱,非洲就是个典型。非常很多国家的人们刚刚赚钱时就开始多生育,因为多生又变得贫困导致死亡率提高,又掉入了贫困陷阱。新经济也需要第一桶金,需要原始推动力,像宇宙大爆炸一样,一旦把这个点推开后宇宙就会自然膨胀。正如工业化和城市化1.0一样,一旦拥有了经济上的基本要素和原始资本积累,就会自发运转起来。反之,即使是像日本这样发达的工业国,如果所有资本要素、工厂、无形资产都归零,也会退化到原始社会。

 

这里的城市化1.0就是需要跑出去的陷阱,城市化2.0——一个更高效、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内循环模式,就是新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这样的轨迹意味着各个城市要在当下迫切的抢人战争当中,趁着旧模式尚可运转之际、手中还有筹码之前,加大转型力度,布局新时代的“原始资本”,完成第一推动力,推动经济进入内循环经济轨道,把城市收支模式转变成可持续收支,而非依赖卖地的一次性收支体系。只有当经济形成内循环经济之后,才可以说对外部依赖逐渐降低,真正走上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只有当经济转型成内需加创新驱动型模式,才能真正做到城市让人更美好,这一城市化初衷才算实现。

 

 

城市化从1.0到2.0,用了三十七年时间走完第一步,现在开始迈入第二步。城市化1.0,在城市层面是土地出让金对应基础设施的一次性投入,居民层面就是低收入加高储蓄对应的低消费,而企业层面是土地加税收补贴加初级劳动力完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层面逻辑是外部出口导向型经济。2.0版本可能会是什么样?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持续性的收入对应维护基础性设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持续性的支出;居民层面转向高收入加健全保障,使得降低储蓄成为可能,带来繁荣的消费增长;企业层面把握住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加工程师红利,通过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来实现又一波黄金时代;最后经济运转模式上的结果,便是成功转型内需加创新驱动型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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